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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的沧桑 大仙 春节期间,失散多年的初中同学聚了一把,有的同学竟然27年没见,喝到“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的份儿上,同桌的沧桑油然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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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桌的沧桑 大仙 春节期间,失散多年的初中同学聚了一把,有的同学竟然27年没见,喝到“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的份儿上,同桌的沧桑油然而生。 |
点击(1474) 评无字论(15) 类别(在人生的..) 发表于2006-08-06 16:54:12
——在人生的另一端(15)
某公司,经艰苦打拼,终成局面。后,常务副总经理误会董事长之意,觊觎副董事长之位,遂起隙。董事长反手,置于该副总于死地。公司“团结”入初。再15年,副董事长死于非命,其罪名,一如前副总之告诉。。。。
高岗(1905-1954)原名高崇德,陕西横山县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政委、第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位列宋庆龄、张澜之后。 1933年高领导陕北渭华起义失败,回陕北扩红,数天内组织和恢复红二十六军。7月28日,高在西安参加省委会议,杜衡叛变,会场被敌包围,高力战群敌,冲击重围,辗转回到陕甘边区。8月初,国民政府通令各地,悬赏五千元生擒高岗,三千元获高首级。8月,中共陕甘特委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为政委。11月,恢复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任政委。1935年,高岗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委等职,组建陕北、关中、陕甘三路游击队,发动土地革命,粉碎敌人“围剿”,创造陕甘边苏区。9月下旬,蒋介石调兵十多万,“围剿”陕甘边根据地。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军在劳山布防,10月1日激战,高岗赤臂上阵冲杀,只6小时,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千余,俘三千七百余人,后称“赤臂奋战劳山”。
之后,刘志丹、高岗相继被党内“左”倾路线逮捕。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主席、周恩来下令立即将他们释放。刘志丹、高岗恢复工作后,立即投入扩红运动,组建红二十八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高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1949年出席开国大典。有文献认为,其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和批判了他和饶漱石的活动,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在会议之后高仍坚持错误立场,企图以自杀对抗对他的帮助。农历八月十五日高岗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藉和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以上文献多摘自万安公墓网页。该网页载“其墓无碑”。
高氏一生有三大功劳:创建陕北根据地,接应中央。发展东北解放区,壮大势力。抗美援朝总后勤,组织粮草。又有三大罪状:分裂中央,阴谋反刘少奇、周恩来。里通外国,有斯大林“举报”。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
揭发高岗分裂活动的关键人物是陈云、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陈云传》中记载陈云的述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邓小平于1980年3月一次回忆:“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注意。”(参见《邓小平文选》)
高岗自杀后葬于万安公墓“火字酉组”,52年来,“其墓无碑”。然近来墓表重新修葺,立碑,但其碑无字。其墓附近国民党将领如马占山、沈醉等,有碑记焉。
点击(2594) 评论(18) 类别(每日说图) 发表于2006-04-14 22:10:13

这是一版比较特殊的《北京地图》,成品高10.5厘米,宽51.5厘米,折成几叠以后成为一掌盈握的袖珍本。本图1968年4月由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定价3分。 这个折叠以后的开本应该算制式地图出版物里面最小的开本了。尽管开本很小,但是本图的内容依然十分丰富,是典型的文革出版物。它有毛主席像和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有题为“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的出版说明,有6幅地图,分别是“北京市地区”,“北京市郊区汽车路线图”,“北京市长途汽车路线图”,“北京市街道图”,“北京市区汽车路线图”,“北京市电车路线图”,另外还有当时的“北京市主要服务场所”的电话号码索引,最有历史价值的的是,上面还有文革中北京街道名称更名的对照表。
对照表的说明称:“为了迅速涤荡旧社会在北京街巷名称上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本图使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确定。”这里说了关于改名的两个重要问题:动机和程序。
历朝历代都要把当朝的意识形态反映到地名里来。光是北京地名的沿革就能出本厚厚的书。不过文革的改名只存在了短短的几年,而且很不得人心,尽管这是改名规模最大的一次。
图上标改了新名字的街道东城区有18条,西城区有20条,崇文区有6条,宣武区3条,朝阳区10条,海淀区8条,不过这不是当年所有被改名的总数,图上标了,这些名称只截止到1967年7月,另外“因图面限制,有几条很短的街名和郊区路名未能编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不准备抄这67条改名街道的名称。倒不是怕麻烦,想了想,整个名单的价值一般,不如举例。
说大家熟悉的:王府井大街改“人民路”,估计是因为来这里的“人民”最多;景山东街、后街改“代代红路”,估计因为景山公园以前孩子们来的最多;东四十条改“卫东路”;西四到新街口改“红旗路”,西单到西四改“延安路”;牛街改“民族团结路”;崇外大街改“南昌路”;天坛路改“曙光路”;白石桥至中关村叫“文革路”……
这个改名的方式倒是“突出政治”,然而完全是一堆政治性符号。保留地理方位符号的惟一一条街,是地安门东大街和地安门西大街被改成了“工农兵”东、西大街。地名里面的方位特征,地理信息,历史沿革全然不顾。除了文革中群众运动典型的一哄而起,在生活中并没有被老百姓承认过。
本版地图上反映出的这种冲突是十分有趣的:在“北京市街道图”中,根据更名,已经做了新街名的标记。但是在“北京市区汽车路线图”和“北京市电车路线图”中,仍然“顽强”沿用着原来的地名,牛街还是牛街,地安门还是地安门,就连那条“文革路”,在公共汽车路线中也没有出现。
作为某种政治符号,街道的名称可以改变,但是几百年积淀下来的地名文化和人们对于地理信息的概念却不会被那几个符号改变。如果公共汽车路线中的站名改成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名字,甭说外地人来,北京人就得先搞出一个新街名培训的群众运动来!
这些不得人心的更名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连那时候的地图都不承认它。到文革后期已经逐步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不过这里面有两个特例,一个是东城区原东皇城根南街改称“晨光街”;一个是崇文区原夕照寺大街被改称“光明路”,这两则文革中的街道更名被保留使用至今。想一想这里自有它的道理:
“晨光街”内有60年代新盖的一个高级干部聚居的社区,俗称“部长楼”,实际上已经成为这条街重要的地理标志;“晨光街8号”已经被人约定俗成。而“光明路”本是新区,几乎完全是60年代以后形成的居住人群,老的名字被自然更替。
这,就是历史。